临近春节，想起两个小故事。

一战期间，英德两军在比利时恶战，战况惨烈，尸横遍野。1914年末，也就是一战的第一个圣诞节假期前，101位英国妇女参政运动者给“德国与奥地利妇女”寄出了一封“圣诞节公开信”，呼吁双方休战。

教宗本笃十五世也在2月7日这天，呼吁各国政府签订正式的休战协定，恳求他们“至少在天使歌咏之夜，让枪炮沉默下来”。然而，交战双方都严正回绝了民众和教宗的呼吁。

但是，尽管双方没有同意休战，仍然有大约10万名士兵沿着西线陆续停火。12月24日平安夜这天，英军和德军的士兵都布置起圣诞树，点起蜡烛，唱着圣诞颂歌，彼此祝贺圣诞快乐。渐渐地，在一些无人地带，士兵们开始交换食物、香烟和酒等小礼物，有的还互赠纽扣、帽子等纪念品。

在没有得到上层指令的情况下，双方竟然真的实现了短暂的“圣诞停战”。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1915年圣诞节，双方不但不顾上级禁令，不约而同地休战，而且还进行了一场友谊足球赛。据亲历者回忆，当时至少有50人参与了这场史无前例的“球赛”。从紧张残酷的战事中暂时解脱的士兵们，在战场上放肆地奔跑、追逐、嬉闹。

但和平只是暂时的，过完圣诞，战还得接着打。不过这场球赛在战后成为了一段佳话，那些放下枪支和仇怨的士兵，似乎让后人看到了和平的可能。

第二个故事是一位狱警讲述的：临近除夕，平时势不两立的囚犯们也安分起来了，架也不打了，剪纸的剪纸，写春联的写春联。除夕那天晚上，狱警跟犯人一起吃饭，饭菜也比平时丰富。囚犯们以饮料当酒，互相干杯，之前的仇怨似乎也一笑泯去了。年初一到年初三，犯人们不用劳动，享受难得的闲暇时光。初四之后，大家就要恢复之前的秩序，该劳动的劳动，该打的架也会继续打。

这两个故事一外一中，一个圣诞一个春节，其实说的都是节日对于我们的意义。

我们回家过年无非就是想从庸常的生活中脱身

生活在大城市里，有时候就像囚犯，被囚禁在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里，“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成了一种奢望。有时候，我们与那些陷在战争泥沼里的士兵无异，商场、官场、职场上总有大大小小的战役和难缠的对手，永无“停战”的一天。

过年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大概就像圣诞节在西方人心中的地位一样。无论是中国的“年”还是西方的“圣诞”，都是以某种意义——无论是为了庆祝春回大地，还是庆祝耶稣降生——让人休息几天，让疲惫的人们在一年里面有一个喘息的机会。

现在中国人也开始流行过圣诞节了。圣诞那天，我们像外国人一样互赠礼物，还会为家里布置圣诞树，甚至要去教堂听一场圣诞弥撒。不管我们是否信仰基督，都不妨碍我们享受耶诞。可是，当我们发现身边的圣诞气氛越来越浓的时候，年味却越来越淡了。

我是广州人，从少年开始，每逢过年就会听到“年味变淡”的抱怨。

先是父母说年味变淡了：旧时的广州过年“炸油角”“整煎堆”“放烟花”“烧炮仗”。现在油角、煎堆都是买的，烟花汇演取消了，炮仗被禁放——以前过年做的事情现在都不做了。

如今，我自己也深有同感：小时候过年就是盼红包，现在微信群里面天天有人抢红包；小时候只有过年才到处张灯结彩，现在商场里各种节日灯饰已经眼花缭乱到让人无感；小时候过年才吃大餐，现在随时可以吃——以前过年才做的事情，现在天天都可以做了。

更令人慨叹的是，林志颖和钟镇涛那首贺岁歌所唱的情景“每条大街小巷，每个人的嘴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也只留在昔日隔离邻舍“朝见口、晚见面”的老城区了。现在，别说在大街小巷遇到熟人说上一句“恭喜”，就连同一座楼的左邻右舍见了面也道不出对方的名字。我们住的楼越建越高，人的距离却愈来愈远。

同样是在广州，很多人还体验着另一种“春节仪式”，那就是抢票、挤火车、舟车劳顿的春运回家路。很多外来务工者，只能从广州站乘车北返，那些提着玩具和棉被回家的人，一年里也许只有这一次能够回去看看留守的儿女，陪陪年老的父母。

无论家乡是否还有喜庆的鞭炮声，无论家里是否还在做传统的过年小吃，他们春节里最重要的仪式，只是和家人见一面，简单而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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