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这个话题，在任何时候，切开一段来看，都会觉得有一些悲观；但是如果从时间维度串起来看，从过去看到现在，你就会非常乐观了。我从27年前开始做民营企业，到今天还活着，没有理由不乐观。

那么，我们为什么能活到现在？在我的经历中，有一些标志性的事件，带给我一些启发。我在这里说一个特别的故事。

我还在公家工作的时候，碰到一个民营企业家，那时候叫“个体户”，这算是我接触做生意这件事情的一个开始。

这个人在北京其实挺有名，是个大院子弟，也是那个时代的“老炮儿”。“wen革”时，他因为在打架的时候把别人打死了，进了监狱。在监狱里，他有一个特别悲惨的经历，就是饿。那时候他和狱友背靠着背，一起啃一个狱警从窗户里丢进来的馒头。出来以后，他找不到生计，就开始做个体户。

认识他的时候，我还在政府做事情，而他已经跑去深圳了。当时我有一个批文不会弄，想请他帮忙。我住在中央党校的一个筒子楼里，房间只有十二平米大，我睡地铺，所以地上还搁着一个床垫，他来了之后，就只能坐在门口。

因为住筒子楼里的人习惯一进门就急着把门关上，但他进来之后，把门留了一半，我就跨过去把门关上。聊天的时候，他频频去看那个门，我说“没事儿，没人在外面。”他说，“哎，习惯了，在监狱里待着的时候，老是要去看有没有狱警过来。”

他还讽刺我说，“其实差不多，你不过是‘大号’里的人。”他的意思是，他曾经在监狱里是蹲“小号”，而我在机关里是蹲“大号”。在当时的中国，每个人都相当于在号里，没有什么自由的市场体制环境。

其实，最初开始做民营企业的，大部分是这些曾经不怎么自由，甚至失去自由的边缘人。在他们的那个年代，连注册公司都不行，他只能到深圳这个相对自由的地方买卖一些比较畅销的商品，比如尼龙袜、清凉油，最后活了下来。

1991年的时候，有了一个新的更自由的环境，我们已经可以注册公司了，只不过不太方便，都要通过公家盖章才能注册得下来。1993年改制以后，有了《公司法》，才允许私人注册公司，更重要的是，这时候可以借到钱了。

 我记得和创办企业的朋友一起聊天时，印象最深就是公司创办第一年借钱的事情。现在是有钱才能当老板，但在当时是倒过来的，想当老板的都是没钱的人；现在的人可以将知识产权、技术折成股份成为老板，但当时的资本来源主要是靠“借”。

到1995年左右，上海发生“宝延风波”，宝安集团收购延中实业，中国资本市场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中国的民营企业才开始知道，不仅可以自己办企业，还可以发股票，股票还可以买卖。后来我们也去收购东北华联，但是没有成功。

到了1999年以后，“科学治理公司”变得越来越重要。现在的亚布力理事田溯宁，当年是第一个回国创业的留学生，亚信也是第一个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企业，上市之后，田溯宁变成了当时的中国首富。

田溯宁在美国创业的时候，我们的美国万通就懵懵懂懂地投资了他，也就是现在说的“天使投资”。没想到他回到国内要融资的时候，一股的价格是18元。我们当时不懂，觉得哥们太不够意思了，我们是最早投资他的，结果现在公司还没做什么，就要18元一股。他说在美国都是这样的，这叫“公司估值”。最后谈不拢，我们就撤资了，结果这一撤，少赚1亿美元。

在这之后，我们才知道公司可以这样来运行，先有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再有PE、上市等一套流程，才觉得公司必须要好好治理，不是说集合了一帮人，有人投钱、有人挂名做老板就可以了，不能像土匪一样。

那时候公司很多，但好公司很少。当时在海口这个不到50万人的城市，就有3万家公司。有一次在海南聚会，桌上点了很多土特产，我就喜欢胡说八道，“海南就两个土特产，第一就是皮包公司的老板，第二就是娱乐场所的‘妈咪’。”结果有一个哥们说，“哎呀妈呀，那我们家齐全了。我是皮包公司的老板，我媳妇儿以前是娱乐公司高管。”

但是这些东西和资本市场没关系，而且和田溯宁留学以后带回来的公司管理方式相比，味道实在是差得太多。

回过头去看，我们活下来的方法都不一样。当年的老炮儿在不自由的环境下，靠的是局部的小自由活下来的；后来很多民营企业活下来，靠的是权力、特别的资源、机会，比如靠爹，靠二大爷给一个批文，靠三舅给一块地，当然，更重要的是一个宽松的法律环境；再往后，像田溯宁这样的留学生回来创业，在一个与资本市场逐渐融合、持续创富的时代环境里，第一要靠规范的公司管理方法，第二要变得有价值，吸引更多的后续投资，最后还要上市，像亚信这样，发展到现在几万人的公司，一直都活得很好。

在民营企业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几个现象。第一，法治环境越来越完备。第二，自由度越来越大。今天我们已经不在号里了，都是自由人，这给了我们活下去的信心。第三，我们能坦然地去赚钱、花钱。

而且从2000年以后到现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国内的资本市场又大大地往前进了一步。现在有大量的中概股回归，登陆国内资本市场，他们的估值在美国是五到七倍，在中国能达到三五十倍，也就是说，中国的资本市场不仅能给他们提供资金支持，还能有效地放大他们的财富效益。

我认为在有了资本市场以后，才出现了真正的“阳光下的富人”，不需要谁去查，一个企业卖了多少股票、套了多少现、交了多少税，大家马上都会知道。真正好的制度，不仅能让大家在阳光下持续地创造财富，还要能够合理合法地分配财富，最后让大家实现自己的梦想。

民营企业家的“活着”，一种是被动地活着，因为暂时还没有找到去死的理由；还有一种是主动地活着，想通过创业来服务社会，给别人创造价值的同时，也给自己找到活着的意义。所以，“活着”这件事情，是非常值得开心的。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年轻人都活得很好。如果我们看到的下一代走路都弯着腰、迷瞪着眼，一副不想做事、痛不欲生的样子，那我们对未来会很没有信心。但我们看到今天的年轻人都很会玩，还有其他的游戏、娱乐，都给我们展现出一个更加自由、美好的未来。

这种对未来的美好期盼，会让我们所有人活得更加坚定、更加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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