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特律的移民局区域总部、移民局的克利夫兰总部。有一次，阿斯加里请我帮忙给签署逮捕令的底特律和克利夫兰移民局官员打电话，这些家伙一个都没接。

移民局偶尔也会派代表与被拘留者见面并讨论他们的案件。他们告诉阿斯加里，他们只是走个流程，无权评估移民局所执行措施的是否合乎逻辑或公正。阿斯加里向代表们讲了一个伊朗笑话来回应：一个人看到两组工人在干活，一组在前面挖沟，另一组则在后面填着。旁观者很困惑，问工人们在做什么。他们说，政府雇了三个工程队，一组负责挖，一组负责安装管道，第三组负责填。一名工人说，装管道那个工程队没来，他补充说：“所以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工作。”阿斯加里总结说，这就是移民局。

今年1月他收到通知，说凡有驱逐令的囚犯可以在90天后要求进行羁押审查，并有希望赢得在监管下的释放。2月13日是他收到驱逐令的第90天，他被邀请提交文件证明他既不存在逃逸风险也不构成社会危害。阿斯加里急切地指出，在他等待审判的两年中，他服从了每个法庭的命令，遵守了每一次宵禁，并且在法庭上他也被免除了罪名。2月19日，他收到一封信，宣布他的假释申请被拒了。这封信的日期是2月3日，是截止日期前十天，那时他甚至还没有提交他的证明文件。他意识到根本没有人看过他的证明文件。被拒绝的原因更让人莫名其妙：移民局说正在等伊朗给他签发旅行证件，尽管他在2017年上缴给移民局的护照有效期一直到2022年。

指派给他的案子的裁判官是斯科特·维奇罗夫斯基(Scott Wichrowski)。阿斯加里在塞内卡会见了他两次。阿斯加里问道，为什么等待旅行证件签发也成了关押的理由？他构成了什么威胁？阿斯加里告诉我，维奇罗夫斯基只是盯他的鞋子，什么也没说。“如果我是他，我就会辞职。我可受不了看着人因为莫须有而受罪，”阿斯加里抱怨道。(维奇罗夫斯基拒绝了采访请求。)

在塞内卡县监狱的法律图书馆中，阿斯加里引用了美国20世纪四五十年代最高法院法官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的话：“程序公正与程序规范是自由不可或缺的本质… …如果有选择的话，与用苏联程序来执行我们的实体法规则相比，人们可能更愿意选择在苏联实体法下采用我们那一套程序法则生活。” 阿斯加里总结说，他是采用苏联式程序执行美国法律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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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流行之前，新冠病毒在2月就席卷了整个伊朗。飞往伊朗的航班被暂停。刚开始，阿斯加里只是很生气，然后他便开始恐慌。他处于新冠病毒严重感染的高风险中。过去六年，他曾反复发作肺炎，而且患有慢性肝病和高血压。2月下旬，他肺部感染了，但他服用了抗生素并清除了细菌，因此他认为这不是新冠病毒。然后随着新冠大流行的恶化，移民局将他不停转移到愈来愈烂的监狱。

第一次转移在3月10日，大约花了十二个小时。他和其他囚犯被束缚在铁链中，几乎无法动手吃饭，其中还有一些囚犯因为无法上厕所而脏兮兮的。他们飞了好几次，最后降落在了路易斯安那州亚历山大市，移民局在那儿设有驱逐中心。下飞机的时候，阿斯加里头疼得厉害，几乎站不起来。当从舷梯上下来的时候，他晕了过去。

阿斯加里被告知，羁押人员最多只能在亚历山大羁押中心待一周。这个地方简陋又冷清，没有书籍也没有狱友情。阿斯加里的血压飙升。七天后，他被安排驱逐出境。他在束缚中又度过了16个小时，这次是去北部新罕布什尔州，然后去南部新泽西州，再然后去西部德克萨斯州。在每一站，飞机都会停上几个小时，然后载上更多的囚犯。最后，由于新冠大流行，阿斯加里飞往伊朗的航班被取消了。移民局飞机最终在亚历山大再次降落时已经是晚上22:45了。机上包括阿斯加里在内的一百多人，都是当天早上离开该羁押中心的。

阿斯加里注意到亚历山大的教官们都戴了口罩，他怀疑教官们知道一些他不知道的东西。儿子穆罕默德曾在他手提箱中打包了一个口罩，但被禁止取回。他说，驱逐中心是一枚随时会被引爆的病毒炸弹。随着各国开始停止接受驱逐出境人员，中心人口激增。当大多数美国人开始在适当的地方隔离，并试图在街上保持六英尺社交距离时，亚历山大拘留中心的被拘留者们却在同呼吸共命运。

3月23日，阿斯加里又被放到另一架飞机上飞来飞去，在每个站点上下囚犯，最后再次回到了驱逐中心。由于他已经离开亚历山大超过一天，因此从技术上来说，移民局是没有将他羁押在设施中超过一周的。他在纽约的儿子穆罕默德联系了活跃分子和律师，越来越担心他的父亲将无法活着回到伊朗。妻子法塔梅也无法探访他，她申请了美国的签证，但请求被拒绝了。

要是阿斯加里因盗窃商业秘密而被定罪，他就可以进入俄亥俄州的刑事司法系统。那样斯蒂芬·纽曼就能不知疲倦地争取将他的客户从充满病毒的监狱中释放出来。纽曼对我感叹：“我们无法把阿斯加里教授带到法官面前。我们无法为他做任何事情。两年来，我们曾能帮助他的，现在我们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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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底，阿斯加里被转移到了温恩惩教中心(Winn Correctional Center)，这是一个位于路易斯安那州与德克萨斯州边界附近，由私人经营的综合体。这里的第一印象就给了他当头一棒。牢室是一个混凝土盒子，空气潮湿得浸透了他的床单，一共大概四十张床也都锈迹斑斑，仅有的几扇窗户装着半透明的有机玻璃。这是他去过的最令人烂的地方。他告诉我：“每当我以为已经见识到移民局最烂的待遇时，他们总是能给我惊喜。”

他刚开始还对离开亚历山大感到释然，在那里，与他同一监舍的一名囚犯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因此整个监舍都被送到温恩隔离十四天，并定期进行体温测量。“我们几个哭了，”他说他们刚来的时候。“狱友们说，''这里到底是什么鬼地方？'' 我告诉他们，‘在这里你们更安全。’”阿斯加里私下里告诉我，温恩惩教中心很不人道：“人和人之间没有任何语言交流。把人留在这里绝对是耻辱和恶心。” 但是在他所在的隔离牢房里，仍呈现一团和气，尽管其他人主要讲他不会的西班牙语。

据阿斯加里了解，移民局似乎并不怎么重视隔离问题。几天之内，尽管该隔离牢房存在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但该牢房中的几名哥伦比亚人仍被驱逐出境。在隔离结束之前，一些萨尔瓦多的被拘留者也被遣返了。阿斯加里还参加了路易斯安那州移民局被拘留者的人身保护令诉讼，因为他们正处在因新冠病毒而产生并发症的高危环境中。

4月10日，他告诉我惩教中心中其它地方有三名男